一个在海外打拼的中国青年，在泰国感染艾滋病。9年后，他讲述了染病后的生活变故、人情冷暖和恐惧、孤独的生存状态。 一个大胆的女记者，贴身采访，穷追不舍，历时180个日日夜夜，记录了中国迄今最为完整的艾滋病个案。 本文摘自《世纪之痛——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》，涂俏著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。
就在完成一系列隐性采访之后，我决定关注艾滋病群落。
这个特殊群落正在逐步扩大，日渐影响正常人群的生活。
2000年4月中旬，我去深圳市卫生防疫站HIV抗体确认室采访，与冯铁健医生相识之后，在他的引荐下，我认识了小路。
初见小路，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小路的胞弟因患上艾滋病已经先他而去。小路的CD4细胞仅剩26个，他的生命正迈步走向死亡。为此，他决定趁着生命有限的时光，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艾滋恶魔的可怕和他拒绝投降的勇气，甚至同意在一定时候公布他的病理日记。
其实，就在我握着小路伸过来的一双手时，一切就这样决定了，小路同意接受我的独家专访。
小路认定他的时日不多，估计不吃药治疗的话，最多只能活三个月，希望我抓紧时间采访。我们商定，从5月1日劳动节放假那天开始劳动，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谈完，每天谈三个小时。但是，由于他身体的每况愈下，到后来一天最多只能谈一个小时。加上中途有许多杂事阻碍，直到9月初才大体结束了对他的采访，前后花了6个多月。此后，我又采访了他的妻子、医生、发廊妹等人。每盘60分钟的录音带，我用掉了38盘。
9月底，为了全程记录一个HIV患者最后的抗争，为了了解泰国HIV艾滋群落的生存状况，我和摄影师陈远忠先生一起，陪伴着小路去了泰国、老家潮阳，作一次生命的最后回访。
10月19日傍晚19时23分，在深圳市中医院的急诊室里，小路终于疲惫地合上了双眼。
小路走了。
然而，我的耳边，仍时刻想起他的那句话：不要因为我的死亡而停止我们的事业，真正对抗HIV病毒的武器，就是全人类的共同抗争，就是了解和预防艾滋。
我要感谢小路，由于他的配合，他让我找到了世界上少有的、如此完整的艾滋病个案。
在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，我终于面对面地逼视一个艾滋病患者，终于能够了解他的过去与现在。
我们原先约定4月25日下午2点30分在某处见面。就在那天中午，冯医生致电给我，说他已匆匆赶回老家，就在当天早晨，他身患艾滋病的弟弟撒手西去。弟弟的突然亡故，更加快了他抓紧有生之年，透过媒体吐露心声的决心。
在约定时间的三天后下午，在冯医生的陪同下，我与患者见了面。看上去，他个头中等，大约1．70米的样子，模样周正，用广东话来说，是个靓仔。他衣着整洁，是一个注重仪表、讲究礼貌的人。他与医生握手后，主动对我伸过手来，我并没有多想，也来不及多想，伸出手去，和他握了握，在那一刹那，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在闪动。我忽然明白这简单的礼节对他来说，几乎成了望尘莫及的奢侈。
在整整一个下午的采访中，我几次想洗洗手。我明显地感觉和他握过手的那只手掌心莫名其妙地发痒。在我长达14年的记者生涯中，我和各色人等握过手，也能坦然面对各种人物，今天却多少有些忐忑不安。
说到底，我多少懂得这样一个常识：HIV病毒不会通过空气和一般生活接触传播。理性告诉我不用怕，但是，真正这样近距离地面对艾滋病患者，恐惧依然无法避免。
在此之前，我尽可能地阅读有关艾滋病的报道，不断地向有关专家和医生请教，也明白艾滋病的几种传播途径，但真要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握手交谈，在他唾沫星子飞溅下记笔记，录音，同他握手，甚至后来在餐厅请他吃饭，说实话，我都害怕得要死。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勇敢的女人，但这种害怕似乎与勇敢或怯弱无关。在人类目前仍旧束手无策的病魔前面，因为生命的脆弱而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，也是无可指责的。握手之后，我看见同样握过手的冯医生还是那么坦然，特别想到戴安娜王妃去艾滋病医院探望病人，并同他们握手，我才逐渐镇静下来，随着病人的讲述，就渐渐有了几分感慨和感动。
这位先生恳请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实姓名，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顽强地生活下去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他给自己取名为“路人”，就是过路客的意思。我说：“以后叫你小路，好不好？”他有几分感动地点点头：“你的到来也许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礼物。涂记者，我相信你。”沉默一会，他又说：“你也要相信我，我是一个相当洁身自好的人，我的得病于风流无关———”说完，他的泪水顺着面庞淌了下来。
我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，我发现我的身体很不行了。要是这次我还不说的话，可能两三个月后就没有机会了。
我之所以这么担忧，是因为我的病毒载量已经超过17000，大概接近20000左右，一般人低于800以下是安全线。要命的是，我的病毒载量还呈上升趋势。再说CD4，它是人体免疫细胞载量。我刚到泰国治病时，我的CD4只是302。经过鸡尾酒疗法后，升到556，现在我只有26，这26还是我四个月前的检测报告，现在我根本就没有了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得了什么病，我身体内根本就没有兵马去跟病毒打仗了。
现在，我就像个行尸走肉，脑瓜和灵魂还活着，躯壳已在慢慢地向死亡迈进，一不小心，就掉进万丈深渊。
我亲眼看到我弟在短短两个月内消瘦了12．5公斤，从一个60公斤的人变成35公斤的人，只剩下一个框架，典型的皮包骨。我弟身高1米75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我这个病人背着比我病情更严重的同胞手足，转道了三个医院求诊，我用身体背着他上上下下。我知道，我背着的是我的未来。
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，我敢说，在全国，像我这样敢于面对媒体的人不会超过5位。大部分人都很害怕，谁也不愿意出来说“我是艾滋病患者”。我敢站出来，不是想当明星，不是想树立榜样，我道出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，加强对艾滋病的研究，加大科研投入。艾滋病不是恶魔，患艾滋病的人还是人，我们已经是不幸的人，希望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我们希望得到理解和尊重。
这种病之所以是世纪绝症，绝在你很难防范，不是一得病就死，是还能活好多年。等到你发现被感染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之路已经很短了。你的人生是惨败的结局。我道出心声的另一个目的是：我剩下一个不死的灵魂，一个可爱的太太，在支持着我，支撑着我走完人生的路程。每一次离开家门，我都不敢走太远，我也没有太远的路可以走。我不敢做多大的事业，我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。我希望社会给我一点点关爱，一点点信心，一点点勇气。……
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最新的鸡尾酒疗法时，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去泰国。
鸡尾酒疗法是一位名叫何大一的华人博士发明的。整个疗法由三种药品组成。一天分三个时段吃三种药，这三种药片大小竟有八九样之多。除了要吃这种药外，我还要吃治疗毛囊炎的药。一天几乎要吃一小碗药片，十分难受。吃药的第一个礼拜身体还能适应，第二个礼拜就开始呕吐，第三个礼拜头发开始大把脱落。一个月后肝脏与肾脏同时感觉不行。两个月后要含话梅止呕，不然药片常常反胃后吐出来，那是十分可惜的事情。在泰国，我一共吃了4个半月的药，到了最后，一看到药片就想呕，为了不浪费药品，我就买来酸话梅来止呕，吃药简直就成了一种酷刑。
在进行鸡尾酒疗法的过程中，我燃起了生命的希望，心情也坦荡起来。我去逛书店，找到一本中国出版的《艾滋病的防止与治疗》，这本书让我对艾滋病的前因后果，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。
我坚持服用两个月的药，很快就到了签证期，去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后，一个月的时间，又到期了。医生叮嘱我千万不要中断治疗，假如不在泰国治疗，也应该买半年的药带回国内继续吃药。
泰国与中国不一样。在泰国，人们对于自己的病痛是敢于面对的。不像中国，谁要得了艾滋病，不是被病魔折磨死，准要被唾沫淹死。
又一个夜晚，我在小路家小坐。和他们夫妻俩一同谈到染病源的问题。大家都谈到泰国，作为一个无烟工业繁盛之地，泰国在这方面的公益广告可谓投入颇大。
“其实，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，我记得在汕头肿瘤医院抽血化验时，一个护士根本不敢给我抽。在泰国的医生对这种病，已经司空见惯，那里有见怪不怪的医生护士，我就是死也想死在泰国的‘天堂之家’。”小路叹了口气，告诉我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，那天，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，就是为了抽一管血，还求了一个熟人。熟人是个医生，亲自给他抽血，只是因为没有护士肯帮这个忙。最糟糕的是，当他做完检查后，医院还让他交了700多元钱，因为，所有检查过他的仪器都扔掉了，小路还说，就差他坐过的沙发没有扔掉。
我听了，心中实在不是滋味。这晚，就在小路的唉声叹气中，他帮我解开了得病的死扣。
在泰国治疗时，我身上的钱用完了，我对生活感到恐惧。听泰国人说，“天堂之家”是个慈善机构，会收留那些被人遗弃的艾滋病患者。我想去“天堂之家”看看究竟，然后，再偷偷地结束生命。“天堂之家”在离曼谷200公里的地方。在华富里府附近。所以泰国人叫那个地方为国际艾滋病村，香港人叫“天堂之家”。对于艾滋病家庭来说，有些人是不愿意摈弃他患病的亲人的，他们往往将亲人送到“天堂之家”。当然最可悲的是晚期病患，他们全部丧失了劳动能力，被家庭与社会给丢弃在路边，给人送往“天堂之家”。
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：穿越一片巨大而开阔的香蕉园，在倚靠一座俊秀高山的半山凹里，有一片开放的活动园区，园内有30多栋大小一层平房，路边散落许多长凳，长凳上坐了许多人，他们在那里看报纸、打盹。半山腰上有几栋住宿的平房。有旅店、快餐厅、小卖部、篮球场等设施。我定睛一看，我的妈呀，那些长凳上坐着的，竟然都是我的同类，他们有的脸上、手上长满了卡波氏肉瘤，那是艾滋病的独有的印记。
一位20多岁的小和尚和我迎面相遇，我表示来自异国，坦言自己就是一个HIV携带者，我想拯救自己，我邀请他陪我逛逛，给我讲解一下“天堂之家”的情况。
我在“天堂之家”一共呆了两天，两天里，我找所有能够和我交谈的患者交谈，只要他能够跟我说话的，哪怕他面目可怖，我都愿意和他说话。我需要的是心理准备。我希望在我处理人生尾巴时，有一些资讯可供借鉴，不要把家人吓死。我还曾经渴望隐姓埋名在那里归宿。我和小和尚告别时，他送了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还有救，你还有时间，你有希望，你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就是这句话，激励着我一直与艾滋病魔抗争。
离开“天堂之家”后，我忽然觉得艾滋病魔并不可怕，毕竟那里有几百条的人命在等死，我觉得，我还能吃能睡能走，我要为家庭做好多事情，因为，我距离他们的惨状还有好多时间。
就在后来他重新回到泰国治疗艾滋病的时候，不经意间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
1997年10月间，我和水珊在泰国过了一个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中秋节。这时，我的毛囊炎已经治好了，我们一同住在她哥哥那里。那个地方，我们曾经打过很长时间的工。有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有一次，我在逛街时，看到公益广告上有一个艾滋病咨询热线，我找到那个咨询机构当面向他们讨教，就在那里，我知道了这种病有一种症状叫“先天感染症候群“，当你感染后，在一个月至45天内，你的身体长期高温或低烧，发生呕吐或皮肤发痒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。
咨询过程中，经水珊提醒，我才意识到我在1991年2月份曾经有过一个月连续高烧不退的状况，这样说来，我在1991年元月或1990年底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，这件事让我受了外伤，接触到了艾滋病人，被感染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与水珊都在一家工厂打工，还没有正式谈恋爱，我就去找原先打工的那家工厂，黄老板人很好，特意请我和水珊吃了一顿饭。我到这个厂去，就想打听工友中有没有在我走后死去的人？我编了一个谎言，告诉他们我总是做梦梦到有一个人想杀我，她的面庞好像是这里死去的工友，是不是这个工友死了冤魂不散，在纠缠我？
我终于知道有一个女工，死于艾滋病，丢下三个孩子。我找到她的照片一看，猛然想起有一天出了工伤事故，她的左手指被针扎在机床上，我迅速将马达关掉，帮她包扎伤口。当时，我左手正放在机床上，她在疼痛挣扎中，不巧踩着了机床的发动机，针车又一次启动，将我的左手指扎了一下。这就是说，沾着她的鲜血的半截断针又扎了我，将她体内的艾滋病菌传给了我。那时，我只是简单地洗了一洗伤口，没有想这么多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小口子灭掉我的，现在还有疤痕。
这件事，水珊也终于想起来了，是在与她正式谈恋爱之前。她记得我还叫她到药箱那里去帮我拿过创口贴。我还找了半天断针，把断针与没断的车针比比长度，我怕她的手指中还有断的针头哩。原来，她死于艾滋病！我们曾经是工友，我认识她时，她的老公已经死了一年，是艾滋病患者。她在我和水珊离开工厂后8个月死亡。
我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，就在我乐于助人，帮助受伤工友的时候，竟然没有好报，反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
我找到咨询机构，让他们帮助我在曼谷的医疗卫生电脑系统中查询。通过筛查，终于找到她的黑白照片。她瘦得一塌糊涂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档案记载着，她的三个孩子中，最小的孩子是HIV儿童，才三岁多，这个小孩子大概已经死亡。医生说：“从时间上判断，你染病很有可能是那次工伤事故造成的。”
我又去了我曾看病的医院核实住院记录，记录是1991年2月18日—3月16日，出事时间是1990年12月29日，出事和住院正好相差50多天，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，医生感叹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你的感染症候群正好发生在这段时间。”
我和水珊没钱了，这时，我们回到内地，人生终于安定下来了。
1995年清明节，我直飞汕头。进汕头检疫所，抽血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所有抽血都没有送到检疫所。第二次从泰国接回水珊，从汕头机场入境，也抽血，也没有检疫出来。太麻痹了，太可怕，不知道放了多少病毒回来。我后来被检疫出来后，我气得大骂蔡主任，骂那些麻木不仁、不负责任的检疫人员。我说：“漏洞要补啊！”敢快将飞机场检疫系统的漏洞补上，怎么两前年没有发现呢？”他就是因为感激我这些话，跟我成为了朋友。他认为我这个人患了绝症，还考虑到天底下的人，是个好人。
这个漏洞不补，可能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
我一个人先来到深圳，那天晚上，在上海宾馆住下，回忆起十年前去泰国前，上海宾馆还在打桩，整个福田区都是黄泥地。想不到，如今福田区整个面貌焕然一新。我想，人生真的应该安定下来了。
8月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和小路的采访就此结束了。不料，小路时常打来电话诉苦，这时，由于免疫细胞几乎全军覆没，他的身体像一个几乎快决堤的河岸，每天都靠打针来堵各处漏出的水流。他高烧不断咳嗽不止腹泻呕吐。我原本放下的一颗心又揪了起来。我时常问自己，难道他仅仅就是我一个采访对象吗？随着采访的结束，我和他已不再来往。其实，我的心里还是牵挂他的，随着采访的深入，他不再是一个艾滋病人，而成了我一个朋友。中旬的一个盛夏雨夜，我和小路在“相聚一刻”咖啡屋相聚。
“涂记者，我想我快要死了。”小路说。
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我一迭声地打断了他的瞎想。
真的，小路告诉我，他的全身免疫系统已经不行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尸走肉的人，只有脑子还能转动，身体基本上已经不听使唤了。
这个夜晚，小路给我讲述了他在深圳创业的历程和他最后的抗争。
在深圳创业的艰辛，使我几乎忘却了病痛。我成了一个正常人，做着自己的生意。
从泰国治病回来之后，我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，用精神的力量打垮病魔。我知道，任何疾病都是需要人用精神去和它对抗的。
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，我低三下四地到处借钱。找的亲戚多了，也就没有了信誉，他们四处躲我，视我为洪水猛兽。我的家人也放弃了对我的资助，这个时候，我必须救自己。我把吃药的钱一点点地省下来，尽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，精神反而好了许多。我决定把吃药的钱用于做生意。
1997年10月上旬，我往返泰国好几趟，寻找着生意契机。在那里，鳄鱼制品风靡全球，于是，我开始在这方面动脑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，我找到了一家生产各种鳄鱼制品的特种皮具厂，买了两条一尺长的小鳄鱼标本，以及五六个时款鳄鱼皮包。刚带回深圳，就被亲戚一抢而空，他们觉得价格比在香港和国内便宜许多。这一次，我赚了去泰国的往返机票钱。
我忽然发现，这真的是一个有利可赚的好生意。
11月8号，我和水珊在深圳开了我们第一间店。店址在东门某商场的二楼，店面仅有16平方米，里面还隔了一间小小的办公间。我们将从泰国带回来的货摆出来，货柜上还填不满。那天，我们是幸福而快乐的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度过了那么多的打工生涯，我们终于自己开店做老板了，我被人称为“老板”，水珊也被唤作“老板娘”，我们携力同心，准备在深圳特区，好好地做些事情。
看了一个多月的店，我们赚了一些钱。由于金融风暴来临，投资方迫切想收回投资。随着货架上货物的一天天减少，我必须回泰国增补一些货物。我想壮大自己，没有投资能耐，我就开始在现有的生意状况中，动脑筋想办法。我发现鳄鱼皮具没有珍珠鱼皮具好销，决定找准市场的着眼点，重新更换货品。我立即返回泰国，毅然停药，省下手中几万块泰铢的药钱，全部换成珍珠鱼皮具带回国。
我不要赚太多的钱，只要和我的水珊相依为命。
从1998年1月到7月，我因补货来回泰国，一共往返了5趟。就是这半年间，我曾经有半年将我的病情忘却，我是一个健康人，在做我自己的职业，我终于当上老板了。那种快慰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。随后，我又将店面重新装修，使之高雅气派，加上产品名贵精致，进店的客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们进门对我点头微笑，出门与我握手告别，连香港影星任达华也来过我店，一些社会名流时有光顾，我常有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我以为，依我现有的能力，生意会越做越好，钱会越赚越多。我乐观地想，我除了将一部分钱用来治病外，再将更多的钱留给水珊以后的生活，我希望我的生命延续得长一些再长一些，那么我的愿望也就会实现了。
不料，开店三个半月后，由于没有经验，我将所有的利润拿来扩大再生产，全部换成货品，没有预备租金和急用款，造成拖欠2个月的租金的局面，我们的店也将被业主查封。而我又在泰国，因工厂将我订的货给了别人，我在泰国等货足足等了一个月。
我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，这一点在生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店中拼搏了一个多月后，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我又在东门附近找到另一家较旺的商业城，在那里开了一家分店。可是，受到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，一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失败了。
这段时间，我和水珊又开始了苦撑生涯。第一个月收入与支出打平，第二个月亏本，第三个月赚一点点，这个店一直没有赚到钱。我们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，几乎整天吃盒饭，每天早早开门，很晚关店。我们希望多迎接一位顾客，哪怕能够赚上一点点钱，也宁愿守上两个小时。老实说，钱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。除了还债，治病，更重要的，我想创出一番成绩，在家里人面前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
撑到今年3月，我觉得实在不行。恰巧被一位老板看中，我将店铺低价转让给了别人，卖了一个平价，只卖了73000元，还了5万多的债务，只剩下4000多元。
就这样，人生打拼多年，又好像从终点回到起点。我们只剩下4000多元钱。其实，在深圳创业确实是一个幌子，我只是想好好地活着。
自从今年4月28日认识小路以来，我对他的身体状况基本有了全面的认识，也就是说，我对晚期艾滋病患者的认识度在逐日加深。在采访的空隙期，我还读完了至少4本以上的有关艾滋病学的专著。比照他目前的生存状况：发烧，发寒，咳嗽，腹泻，体重逐日减轻。我感觉，小路的生命历程正一步步地迈向死亡。
就在小路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，他开始频繁地触及死亡这个话题，总是叹息说：“假如给我三年时间，就好了！”而我总会谨慎而体贴地照顾他的情绪，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敏感地带。三年时间，对于一个可以活30岁的人来说，只是十分之一的时间，不经意地很快就从指缝中溜走了。但对于小路来说，三年就是他的三十年、六十年，就是他的一生一世。就在这个36岁的男人真正开始人生的华彩乐段时，一场世纪绝症轻易地将他的人生掉转了方向，驶向一个黑暗水域，而水底的暗礁则注定了他的死亡。
家丑永远不能和国难相并论，希望中国再也不要出现像我家这样断子绝孙的家庭。
我不是傻子，我再不想像以往那样自己安慰自己了，我已经没有三年时间了，我已经走在人生的末途，我的状况已是晚期。不知道哪一天，我就会撒手西去……
我扔不下水珊，扔不下曾经帮过我爱过我的人们。我是真的不想死啊！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做完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想学。我希望获得人们的同感而不是同情！我不需要同情与怜悯，我需要人们的同感，那是万众一心对艾滋恶魔的同仇敌忾。
如今，我的人生就像一张打印过的废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涂满东西，只剩下一些空白地段，这是我看得见的空白。时间很短了，我希望在这仅有的空白地带写下我人生最后的梦想。
我有一个希望，涂俏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，让你采访我的这本书早日问世。那字里行间都与我家庭的灾难休戚相关，我之所以站出来，就是想让千千万万个家庭不要再发生这种灾难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不幸遭遇死亡之后，我希望后面千千万万个小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。我不想出名，更不想让我的家庭出丑，但是，家丑总不能和国难相提并论。有朝一日，家族的人看到一切，可能会先骂我一声，再为我落泪的。想不到家族中出现一个伟大的“败类“！我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刻上“败类”两个字。因为我踩扁了这个曾经的大家族。但我希望我的灵魂不死，飘到最高的境界，飘在所有有同感之人的心中，希望中国不要再出现像我家这样的断子绝孙的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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